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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论语〉心得》开篇这样写道：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
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真理是朴素的，这话不假，但朴素绝不仅仅等于表面。太阳从东边升起，现代社会无人不知，但我们今天知道太阳之所以不从西方升起这个看似最简单不过的常识，也不是生而知之，
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先人历经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挫折后才发现的。要知道，在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帮助下，我们的上古先民曾经想象着太阳是从山谷中升起的（“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真理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让我们认知世界的真实，其更重要在于它作为一种悬置的理想高标指引我们不断向世界的真实与本质靠拢——而不是相反，令我们停留在太阳东升西落这样表面现象中故步自封。
将朴素和表面混为一谈之后，于丹开始了她的“三段论”，即，真理是“朴素”的，《论语》讲的是真理，所以《论语》是“朴素”的。先抛开立论基础的不稳定性，于丹又进一步混淆了概念——最朴素、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以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它贯穿着孔子关于政治、哲学、教育、为人等各个方面的伟大思想。如果说《论语》“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
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种说法实际上无疑于是在说孔子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
快乐心灵是美好的，孔子是伟大的，所以将伟大的孔子和美好的快乐心灵绑定在一起兜售，
“看上去很美”。这就好比说，牛顿三大力学是经典的，爱因斯坦是伟大的，所以爱因斯坦是主张三大经典力学的。任何一个有物理常识的人都不会认同这种逻辑。我不禁要请教于丹女士：孔子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吗？首先可以来看看孔子究竟快不快乐。这个问题看起来就像庄子笔下的“子非鱼”一样，似乎是个无解的方程，但对于我们现在讨论“孔子是否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这个问题却很重要。如果孔子的思想是快乐哲学，那么他必然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快乐。就像一个穷困潦倒的穷光蛋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向大家宣讲他的财富学理念一样，不快乐的孔子也绝不可能向人们宣扬什么快乐哲学。如果按照于丹的标准，孔子的一生绝对是不快乐的一生，不仅不快乐，甚至用句四川话可以说“霉得起冬瓜灰”。如果参照《史记·孔子世家》，用现代格式写一份孔子的个人简历，大概如下：
孔丘，男，生于公元前551年，是叔梁纥和颜氏女的私生子，父亲早亡，少年时代生活贫贱。成年后当过仓库管理员和畜牧管理员等小公务员，但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他创办私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办教师，教学所得的收入不过是些肉干之类的东西。他在政治上经常遭到排挤陷害，加上当时政局不稳定，只得带领弟子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来回找工作。后来，五十多岁的时候重新做公务员，并且曾经一度做到鲁国总理这样显赫的位置，但是没几年就被齐国用离间计排挤了出去，后来就再也没有得到重用。晚年除了教授弟子以外潜心著述。公元前479年病死。
从上面这份履历表可以看出，如果以“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为快乐标准，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及格。《论语》里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说有一次孔子让子路去问路，子路碰上一个叫做桀溺的人。桀溺说：“天下到处都在动荡不安，而谁能改变这种现状呢？况且你与其跟着那逃避乱臣的人四处奔走，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躲避乱世的人呢。”说完，就继续不停地耕田。子路把此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失望地说：“我们不能居住在山林里与鸟兽同群，要是天下太平，我也用不着到处奔走想改变这个局面了。”而另一部先秦子书《庄子》中，也记载了孔子带着弟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游历的时候受困，窘迫到“七日不火食”，就是七天都没有吃到热的食物。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第49页这样说道：“孔子和他的弟子所享受的那种快乐，同样是我们今天快乐的源泉”，我不知道有多少现代人愿意享受“急急如丧家之犬”（孔子自谓）一样的“快乐”生活。
但是我要说，我坚信孔子的一生是快乐的一生。读者可能会问：“你说孔子的一生是快乐的一生，不就符合了于丹的说法了吗？”这里我要着重强调，我说的快乐，绝不是于丹所说的世俗之乐，比如吃饱穿暖、名利双收，我不是指这个意义上的快乐。作为哲学家的孔子，就像饮鸩而亡的苏格拉底，就像终生没有走出过小城的康德，就像最后精神分裂的尼采……像所有孤独的伟大哲人一样，他的快乐是凡夫俗子难以领略的快乐，是那种在外界压力下一点一点向理想高标奋进的快乐。20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加缪曾经写过一本影响极大的书，叫做《西绪福斯的神话》，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西绪福斯的故事：
西绪福斯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曾是一个国王，由于背叛了宙斯，死后被打入地狱并被惩罚在一座大山上，从山底推一块巨石上山。每当他气喘吁吁，竭尽全力将石头推到山顶时，那块巨石就又向山底滑去了。他只能回转身，再次从山底将巨石向山顶推去。
在我看来，孔子就是这样一位西绪福斯式的英雄人物，他一次又一次向生活和命运发起挑战，屡战屡败，但是他屡败屡战。如果说孔子的快乐能带给现代人一些启迪，那就是他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外在压力时那份永不言败的执著和乐观；而绝不是于丹所说的那种随遇而安式的精神胜利法。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在他的经典小说《老人与海》中借主人公圣地亚哥之口说过：“你可以打败我，但不能打垮我。”从这个意义说快乐，孔子就是这样一位痛并快乐着的老人。
现在我要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孔子所宣扬的不是于丹所谓的快乐哲学，那么是什么。如果要从《论语》中选取一句话来概括孔子的思想，我想选的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当然，“仁”、“义“、“礼”等在《论语》中出现的高频词汇也并非不重要，但我认为这些概念可以被涵盖到这句引文当中。孔子毕生的努力，是令周道复行于东方，即恢复他所知道和构想的周代政治、伦理制度。
孔子为什么要复行周道？可以简单说他是冥顽不化的复古主义者吗？不是。
联系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曾经作为绝对权威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之间征伐连连，政府政令朝令夕改，人民的生命财产涂炭于战火。孟子曾说过：“春秋无义战。”就是说春秋时期（实际上战国时期也如此），各诸侯国之间为了抢夺地盘、扩充实力而进行的战争，没有哪一方是拥有正义性的。孔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深切地看到了苦难，感受了苦难，并且热切地希望把人们带离苦难。他讲“仁”、“义”，正是因为当时的现实状况不仁、不义；他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因为当时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老子不像老子，儿子不像儿子；他讲“礼”，正是因为礼崩乐坏，古老的礼乐文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瓦解。于丹称《论语》教大家“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如果真是这样，孔子教给大家的应该是不仁、不义、不父、不子……还是借用一句《论语》里面的话来为孔子叫屈：“何有于我哉！”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哪里有这个素质啊！”诚然，孔子所构想的那种可以借以恢复太平世道的所谓“周道”，和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一样，实际上很难把理论转化为现实。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学说和主张就因此而贬值。
孔子在构想“周道”的基础上，为中华文化奠定了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虽然这些标准有时显得有些苛刻，部分生硬的条目在今天看来过于僵硬。但不可否认，道德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价值标准给予了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尺度。因此，将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在文明发轫之初悬置得高一点是有必要的。这就好比对小孩子的教育，一开始我们要教小孩诚实守信，虽然实际上成年人都知道人一辈子不可能不撒点谎、说点假话。如果我们一开始便教小孩子既可以诚实守信，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说点假话，那么在小孩子的心中便绝对树立不起道德的威信了。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孔子的“仁”、“礼”、“孝”等道德规范之所以还像DNA一样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里，和孔子设置的标准之高是分不开的。
关于孔子的思想，特别是其集中在《论语》中的具体思想，本书将在其他文章中加以辨明，在这里不一一展开。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孔子绝非安于现状的快乐哲学代言人，也绝非卖弄厚黑的成功学家。他是一个以生命履践理想的大哲学家、大英雄。正因如此，他才无愧于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那个伟岸而孤独的身影，才有资格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文化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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