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父母》与《诗》学

王 博

Min Zhi Fu Mu and Shijing Study

关键词： 《民之父母》 《诗》学 礼乐之原 心

提 要： 《民之父母》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一种，与《礼记·孔子闲居》等传世文献可以对观。本文首先通过相关文本的比较研究，讨论了与《礼记》有关的文献问题，认为《礼记》中的大部分内容虽然有较早的材料来源，但是从文本的角度来说，应该完成于汉初。其次，指出并论述了《民之父母》与经学范畴里的《诗》学的关系，以及其作为《诗》学文献的特点。最后，由《民之父母》中礼乐之原的问题，结合早期儒家的文献，论述了在儒家思想中秩序和心的密切关联。

作 者： 王博，1967年生于内蒙赤峰，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对于古代研究的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因此，与考古发现有关的新材料的公布，总是会迅速地吸引学者的目光。最近几年，我们先是在郭店楚墓的竹简，然后是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都可以体会到上述的情形。因为知识背景和观察角度的差异，学者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当然有助于揭示新材料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价值。事实上，不同角度之间的了解和对话，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其益处是不言自明的。

本文要处理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一篇被整理者题名为《民之父母》的文献。濮茅左先生已经指出它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可以对观。¹确实，这篇的文字基本上可以在上述的两种传世文献中发现，因此从内容上来说，并不象是同书中的《容成氏》等那般引人注目。但是，从研究的立场来看，《民之父母》的价值却不可低估。它所引出的关于古代文献方面的问题以及经学范围内的《诗》学的问题，都值得学者足够的关心和注意。本文即就此方面的内容进行初步的讨论，最后并归结到早期儒家中重要的心和秩序的关系问题。

一、《礼记》的文献问题

近些年在湖北发现的战国竹简中，多包含有与《礼记》有关的内容。如郭店和上博简中的《缁衣》，以及这里论及的《民之父母》，这使得围绕着《礼记》的文献方面的问题重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现代的历史学家大多以为《礼记》是汉初才出现的作品，我们很容易在各种各样的哲学史的安排中发现这种理解。²但是，考古发现的新材料给人们重新估计《礼记》提供了新的刺激。一些学者认为《礼记》应该是先秦时期已经存在的文献。在竹简《缁衣》和《礼记·缁衣》的对照中，我曾认为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同点，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很轻易地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文本。因此，也不能把郭店《缁衣》和《礼记·缁衣》简单地等同起来。换言之，郭店《缁衣》的发现并不能得出《礼记·缁衣》成于先秦的结论，当然也就更不能把整个的《礼记》上推到战国的时期。³

《民之父母》的发现，以及它与《礼记·孔子闲居》的关联，为有关《礼记》的文献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素材。从文本的角度来考虑，《民之父母》只是《孔子闲居》的一部分，《孔子闲居》还多出了孔子与子夏论“三王之德”的内容。也就是说，如果从考察《孔子闲居》材料来源的角度立论的话，除了《民之父母》，应该还有另外的文献。《礼记》中的篇章，多是在旧有材料基础上整合而成的。譬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王制》、《乐记》等。⁴从材料上来说，有些甚至大部分都是较早的，但是从文本上看，我们仍然要承认其是晚出的东西。同时，仅就《孔子闲居》中与《民之父母》可以对应的部分而言，也有若干可以注意的差别值得讨论。整理者濮先生已经指出其中若干的差别，譬如二者所述“五起”的次序不同，以及用字上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都值得认真的分析，以发现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就本文的讨论而言，值得注意的一些差别首先是修辞所带来的，譬如：

1． 子夏问于孔子（《民之父母》）

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曰（《孔子闲居》）

2． 孔子答曰（《民之父母》）

孔子曰（《孔子闲居》）

从思想内涵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修辞上的区别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对于那些着眼于人物关系的读者而言，它们就变得重要的多。在一个特别重视人伦的学派中，人物关系的安排总是和某种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儒家的信徒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点。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关系，就《论语》所见，基本上是比较轻松自由的。弟子们对于孔子自然是尊敬的，可是也没有到如“敬鬼神”般远之的程度。孔子有时候还会和弟子开一些玩笑，如到子游治下的武城，听到弦歌之声不绝的时候，就戏言说“杀鸡焉用牛刀”。弟子如宰我等经常和孔子抬杠，也不会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⁵这应该是比较真实的孔子与弟子关系的反映。但是到了汉代，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其与弟子间的距离好象也越来越远。于是，象“子夏问于孔子”那般朴实的笔法就显得不够有力，取而代之是“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曰”的字样，一个“侍”字，突显出子夏在孔子面前的类似于臣子的身份。原本那种比较平等的活泼泼的关系消失了，新出现的是强调等级和秩序的画面。

如果把包括《孔子闲居》在内的《礼记》和先秦儒家文献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个变化就会显得更加明显。除了《孔子闲居》外，《礼记》中还有一些地方也用“侍”字来表现弟子或时人和孔子之间的关系，例如：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仲尼燕居》）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乐记》）

这种描写是绝不见于先秦儒家文献的。即便是重礼且推崇孔子如荀子者，在述及孔子与弟子关系时，仍然一如《论语》以及《民之父母》中所表现的比较平等的态度。

有同样意义的是《民之父母》中的“孔子答曰”在《孔子闲居》中被置换成了“孔子曰”。如果说“答”字对应着前面的“问”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问答双方平等的关系的话，那么，“答”字的省略似乎也是在刻意表现着某些内容。就《论语》中所见，弟子和孔子之间的问答，多是“弟子问某”或者“弟子问曰”然后是“孔子曰”的形式，如《八佾》：

子夏问曰⋯⋯子曰⋯⋯

或者如《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

《论语》中记载孔子回答问题，有时候也使用“孔子对曰”的语气，但都是针对着国君或者执政者的。如《颜渊》：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孔子对曰⋯⋯

而没有针对弟子提问者。这一方面说明以《论语》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记录或者编辑在形式上有比较严格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加“对”字者更能显示出与孔子对话者的重要身份。从这方面来考虑，《孔子闲居》对《民之父母》中“孔子答曰”的改变也许不只是去掉一个字那么简单。其意义仍然与上一例相同，是在突出孔子相对于弟子而言的特殊身份。

    可以附带讨论的是《中庸》中“哀公问政”一段，孔子的回答是以“子曰”的方式来记载的。如果按照《论语》的叙述模式来衡量的话，就没有遵循一般体例所要求的“孔子对曰”的形式。《荀子·哀公》中记录了很多孔子和哀公的问答，哀公提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取“孔子对曰”的方式，与《论语》是一致的。《中庸》的这段话，也许可以看作是羼杂了后人修改的成分，其背景和《孔子闲居》一样，都是汉代孔子地位的上升。

《民之父母》与《孔子闲居》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关于“五起”的顺序以及论述“五起”中的部分文字的使用。濮茅左先生说：

竹书与《礼记·孔子闲居》“五起”次序不同。竹书与《礼记·孔子闲居》的“五起”内容基本相同，但是所序有异（参见本篇附录）。竹书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秦焚书之前孔子说五起的原序。其最明显的是最后一句，所序原则是由内（族内）至外（族外），范围由小至大，“内恕孔悲”、“纯德孔明”、“为民父母”、“施及四国”、“以畜万邦”相继，又近亲至外族至民父母，又四国至万邦，德业逐渐发扬，恩泽日益扩展，叙述有条不紊。但是，《礼记·孔子闲居》已失其次，有乱孔子原序的严密逻辑，不见循序渐进之意。⁶

二者的次序不同是显然的。但是，如何理解这种不同，以及伴随着这种不同的部分文字的差异，应该是更重要的。《民之父母》所述五起的顺序固然如整理者所说，体现了由内到外，范围由小至大的原则，其中有严密的逻辑，与《大学》所论“修齐治平”的精神是类似的。但是，《孔子闲居》的次序是单纯的错乱或者“失其次”，还是也有自己的逻辑？如果有的话，这种逻辑是如何的？这些问题更值得认真的考虑。就《孔子闲居》而言，其述五起的次序是：

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

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及四国；

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

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无体之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

无声之乐，气志既起；无体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于孙子；

其述“无声之乐”，从“气志不违”、“气志既得”、“气志既从”、“日闻四方”到“气志既起”，其中也有其内在的理路在。尤其是“起”字落在最后，似乎可以与“五起”之说相应。其述“无体之礼”，从“威仪迟迟”到“施及四海”，体现的正是自内而外的次序。其述“无服之丧”，次序是“内恕孔悲”“施及四国”“以畜万邦”“纯德孔明”和“施于孙子”。和《民之父母》比，不仅次序有异，而且文字上有变动，这主要是《孔子闲居》中的“施于孙子”在《民之父母》中作“为民父母”。这里，文字的变动与次序的变化是呼应的，所以更可以看出“故意”的痕迹。前三项仍然体现着由内而外的秩序，第四项“纯德孔明”，强调德的既大又明。第五项的“施于孙子”，如果与“为民父母”相比，其意义就由可以为“民主”，而变成对于“子孙以祭祀不辍”的强调。两相比较，其重点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关心的是如何可以成为“民主”，仍然是一个“进取”的问题。而后者就如秦始皇想要让他的帝国可以二世、三世以至于千秋万世传递下去一样，表现的是帝国建立之后想要永存的理想。

这是一个如何“守成”的问题。进取与守成的不同，反映在很多战国和汉初的文献之中。从中我们正可以看出时代的不同在文献中留下的印记。

通过以上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尽管《民之父母》与《孔子闲居》在文字和内容上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民之父母》很可能是构造《孔子闲居》的一个材料来源，可是其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这些差别对于了解有关《礼记》的文献问题的复杂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很多地方，包括一些细节，《孔子闲居》对于可能作为材料来源的《民之父母》都进行了有意的改变，以适应时代和主题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突出孔子相对于弟子而言的特殊地位，以及更强调权力的长期维系。从现在我们的了解来看，这些变化明显带有汉代的色彩。因此也更进一步加强了《礼记》中很多文献完成于汉代的说法。这些文献至少包括史书中已经明白提到的《王制》和《乐记》，以及我们讨论过的《缁衣》和《孔子闲居》。从中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现存《礼记》中的文献编撰过程中的一些情形：

第一，这些文献可能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编撰于汉代初年，其材料的来源很多是较早的，甚至可以上推至战国时期。而且其来源也不一定是单一的，更多情况下具有杂糅的特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孔子闲居》而言，《民之父母》是一个来源，孔子和子夏论“三王之德”的内容应该另有来源。今本《缁衣》中也包含有多于郭店《缁衣》的内容，譬如第一章等。本来就已有的记载来看，《史记·封禅书》中就提到“（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古。与诸生共采《周官》及诸子云乐事者，以作《乐记》。”从这些记载已经可以推知《礼记》中作品构成的复杂。现在有了《缁衣》和《孔子闲居》的例子，情形就更加清楚。我们可以了解，《礼记》中很多的文献都有很早的材料来源，并不是汉初的人向壁虚构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该了解在编撰这些文献的过程中，汉人根据当时的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的整合和改变。上引《史记·封禅书》中提到作《王制》和巡狩之事直接有关，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说明这些文献的制作和现实需要之间的密切关联。因此，很多的材料在放置到这些汉初构造的文献中时，就都打上了汉初的烙印。

第二，如果比较《礼记》中文献和作为其材料来源的文献的话，可以发现体现汉人特点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突出的主题的差异，譬如今本《缁衣》中对于刑德问题的强调，很适合汉初对于秦暴政的反思。又如《孔子闲居》中对于权力“施于孙子”的突出，也适合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守成的需要。这些内容都有现实的意义。其二是修辞的变化反应出的人物关系的升降。这在我们讨论的孔子和弟子的情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表现在《礼记》中的孔门师弟关系，已经不象《论语》中记载的那般活泼自然，而是深深地打上了秩序的烙印。这与汉代初年儒家为了获取朝廷意识形态的角色，因此极力抬高孔子的地位不无干系。

¹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５１页。

² 诸如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关于《礼记》的内容都被放在汉初来讨论。

³ 参见王博：《简帛思想文献论集》，台湾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９—３４页。

⁴ 《史记·封禅书》记载：“（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做《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又《汉书·艺文志》：“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古，与诸生共采《周官》及诸子云乐事者，以作《乐记》。”是《王制》与《乐记》皆由采辑旧书而来。

⁵ 关于子游与宰我事，可参见《论语·阳货》。

⁶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５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