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字正翔，号陶斋，别号罗浮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人。生于1842年，1922年病逝。郑观应的一生多姿多彩，曾两任买办，数度进出于洋务派企业，多年经商，遂成富翁。

他曾经三进上海轮船招商局承办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公司，集洋行买办、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思想家、洋务企业经营家于一身。经商之余，他写下具有划时代意义反映其维新思想的巨著《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郑观应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以拯救民族于危亡。为了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在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观应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的形势需要。“攘外”靠商战还是靠兵战？郑观应认为，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本”，即他所说的“商战重于兵战”，绝不能“舍本而求末”。他从商战这个基点出发，提出了建立工业体系以保证商战胜利的独到见解。

要和强国进行商战，要有强大的工业后盾，即所谓“有工以翼商”。因为商战必须要有丰富而又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只有发展近代工业才能做到，否则商战就是一句空话。要使商品能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先进的机器技术的使用。郑观应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很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为了不受外国人的挟制，他意识到单靠购买和引进器技术是不行的，必须依靠自己制造这些机器。江南制造局等军用工厂主要造军需品，而且效率很差，因此，郑观应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即提出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

单靠在工厂里使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一定能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和到达消费者手中。为了使工商业顺利发展，发挥资本的作用，他主张自己办银行，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他的“银行为百业总枢”的认识是深刻的。

郑观应为了稳操商战的胜券，对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有周密的考虑措施。但要把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办好，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否则“借才异域”，不仅要受人挟制，且工薪很高，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所以郑观应不断地大声疾呼，把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郑观应关于商战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他认为，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并在国外商战中获胜，才能达到富的目的；只有富，才能真正的强。不但在经济力量上说如此，而且从军事技术上说也是如此；整个工业水平提高了，军事技术才能提高。

不注重商战而单搞兵战是绝对不能强的。郑观应认为，如果这样，即使强也是表面的。他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

郑观应还是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家，他的《盛世危言》颇具划时代意义。所有这一切使得他的经营理念值得我们去揣摸与借鉴，但归结于一点，莫过于“知己知彼”四字。

他是主张商务论，他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封建自然经济的农本观念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反而是国衰民贫之源。要在世界新潮中自立，必须树立以商为本的思想观念，因为欧美之所以国力上比我们强大，就在于双方在对商务的重视与否上存在差距。这样就可以看出他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是知己知彼，然后再下结论。

在具体的经营操作中，他很注重把自己的企业经营模式与别人或别国的进行比较，做到心中有数。例如，他曾肯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但是在不断的对比实践中发现，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是“官夺商权”；其次，官督商办体制导致企业管理不善，浪费严重，效益低下；其三，官督商办形式由于涉及政治关系较多，因而在处理中外经济交往问题时受制于上，不能真正维护华商的利益。官督商办的形式，显然不能与西方的“自由式”管理相比。

另外，郑观应不只是停留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思索上。他强调知己知彼，不光要对本行业的充分把握，也很注重其他事项的状况，如国家财政收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金融货币等。对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有利于自己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至于是“纸上谈兵”，落得个“壮士未捷身先死”之叹。

认识自己，了解别人，知己知彼，统筹策应，是郑观应的经商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应该吸取消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