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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里选摘的四段评论，摘自黄兴涛、宋小庆所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4月）。此处经译者同意采用。

　　　　　　　　　　　　　　　　　 一

……我力图说明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外国人，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比如那个可敬的明恩溥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还有那个被认作大汉学家的翟理斯博士，我试图表明他实际上并不真懂中国语言，因为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不够博大——没有哲学家的洞察力及其所能赋予的博大胸怀。

　　　　　　　　——《中国人的精神·序言》

　　　　　　　　　　　　　　　　　 二

我们举的关于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明恩溥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头脑或智力一样，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确的东西。至少那样做是极为困难的。实际上，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中国人的精神》

　　“腓力斯人不仅忽视一切非自身的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求除它之外的余下人类都去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①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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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Der Philister negiert nicht nur andere Zustande als der seininge ist，er willauch dass alle ubrigen Menschen auf seine Weise existieren sollen．”——原注。

　　斯特德①先生曾经设问：“作家玛丽·果勒里（ MarieGorelli）走红一时的秘密何在？”他的回答是；“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因为那些读其小说，沉醉在玛丽·果勒里世界中的信徒约翰·史密斯们，把她看作该领域最权威的代表。他们生存在里头，活动在其间，从中找到自我。”玛丽·果勒里之于大不列颠的约翰·史密斯②们，就恰如明恩溥牧师之于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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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斯特德（W．Stead，1849一1912）：英国著名新闻记者。擅长以流畅的文笔和炽烈的感情去撰写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正义感。曾撰有《俄罗斯真相》、《如果基督来到芝加哥》、《世界的美国化》等。

　　②约翰·史密斯：这里特指那些自以为比中国人优越，想要以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开化中国人的英国人。

　　然而，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者之间的差别也就在这里。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总想去读些能揭示事物真理的书，而那些半受教育之辈，则宁肯去读些将告诉他想要什么，以及受其虚荣心驱使而欲事物变成何样之书。在中国，那约翰·史密斯极想成为一种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优越者，而明恩溥牧师则为此写了一本书，最终证明他——约翰·史密斯确实比中国人优越得多。于是，明恩溥牧师自然成为约翰·史密斯非常亲爱之人，他那本《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也就成了约翰·史密斯的一部“圣经”。

　　但是，斯特德说过：“正是约翰·史密斯和他的邻居现在统治着大英帝国。”所以，最近，我不惮其烦地读过了那本提供给约翰·史密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观的著作。

　　早餐桌上的那个独裁者（The Autocrat at the BreakfastTable）曾把人的智能分为两种：一是算术型智能，一是代数型智能。他观察说：“所有经济的和实用的智慧，都是‘2＋2=4’这种算式的延伸扩展或变化。而每个哲学命题则更多地具有‘a十b=C’这种表达式的普遍特点。”约翰·史密斯的整个家族，显然属于那个自以为是的独裁者所谓的“算术型智能”的头脑类型。约翰·史密斯的父亲，老约翰·史密斯，化名约翰·布尔，他把自己的命运同“2十2=4”的公式联系起来，到中国来贩卖他的曼彻斯特商品。为了赚钱，他同中国人约翰①相处得很融洽。因为无论是约翰·布尔，还是中国人约翰，他们都懂得并完全服膺“2十2=4”的公理。可是，现今统治大英帝国的小约翰·史密斯却不同了。他带着满脑子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a＋b=c”的东西来到中国——不再满足于贩卖曼彻斯特商品，还要开化中国人，或者，按他的话说，要“传布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结果，约翰·史密斯同中国人约翰闹翻了。而且更糟的是，在约翰·史密斯的“a＋b=c”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开化和影响下，中国人约翰不再是曼彻斯特商品的诚实可靠的好主顾。他们玩忽商业，心不在焉，却尽到“张园”去庆祝立宪去了，实际上，他们已变成一群疯痴狂乱的改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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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人约翰：这里特指与西方人打交道，接受西方“开化”的那些中国人。

　　前不久，在辛博森①先生《远东的新调整》一书和其他著作的启发下，我曾致力于为中国学生编过一本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手册。结果，迄今为止，我编来编去，不过是以下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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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辛博森（Bertrarn Lenox Simpson,1877—1930）：笔名普特拉姆·威尔（Put－nam Weale）。英国人。生于宁波。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出任英国报纸驻北京通讯员。曾被黎元洪和张作霖聘为顾问。是著名的中国通。著有《远东的新调整》、《满人和俄国人》，《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东亚正在到来的斗争》等书。《远东的新调整》出版于1905年。

　　（一）——人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人最主要的目标是使大英帝国荣耀，为大英帝国增光。

　　（二）——你信仰上帝吗？

　　是的，当我上教堂的时候。

　　（三）-—你不在教堂时，信仰什么？”

　　我信仰利益，——你给我什么报酬。

　　（四）什么是最正当的信念？

　　相信人人为己。

　　（五）工作的当然目的是什么？

　　挣钱装腰包。

　　（六）何为天堂？

　　天堂意味着能住进百乐街（Bubbling Well Road）①，拥有敞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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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上海最时髦的住宅区。——原注。旧称静安寺路，现为南京西路。——译注。

　　（七）何为地狱？

　　地狱乃意味着不成功。

　　（八）——何为人类完美的状态？

　　罗伯特·赫德①爵士在中国的海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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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人，生于北爱尔兰。1854年来华，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年，一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中国海关达四十多年之久。对近代中国洋务事业和中外关系均产生过影响，被清廷授予太子少保衔。庚子时期，曾著《这些从泰国来：中国论集》，促进了庚子议和。辜鸿铭对他控制中国海关十分不满，不时加以嘲讽。

　　（九）——何为亵读神明？

　　否认罗伯特·赫德先生是一个天使。

　　（十）——何为极恶？

　　妨碍大英帝国的贸易。

　　（十一）——上帝创造四亿中国人的动机何在？

　　为了英国发展贸易。

　　（十二）——你如何祈祷？

　　感谢你，主啊！我们不像邪恶刻毒的俄国佬和蛮横残暴的德国佬那样，想要瓜分中国。

　　（十三）——在中国，谁是最伟大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传布者？

　　莫理循博士①，《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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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英国人，生于澳大利亚。1897年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他是当时舆论界的活跃人物，主张中国政治上“西化”，经济上加强同英国的贸易关系。为事鸿铭所恶。后者也因此骂辜鸿铭为“疯子”。

　　如果说以上便是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一个真实全面的表述，可能失之公正。但是，不论何人，假如他不惮其烦地去阅读一下辛博森先生的著作，就不会否认，以上确是辛博森先生以及读过他著作的约翰·史密斯所传布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一个公正的具有代表性的陈述。

　　最叫人难以理解的是，何以这种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竟然在中国能真正生效？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约翰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去实现中华帝国的辉煌和荣耀。那拥有八股文的古老的中国文学本是一种无害的空洞之物。而在约翰·史密斯这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影响下正喧嚷着建立的新型中国文学，外国朋友将发现，它会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和危险的破坏。最终我恐怕，老约翰·史密斯不仅会发现他的曼彻斯特商品贸易要完蛋，而且他甚至还不得不去支付另一笔巨额开销，以供再派出个戈登①将军或基齐勒勋爵去枪杀他可怜的老朋友中国人约翰——那受约翰·史密斯之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开化而变得non comPos mentis（精神错乱）的中国人。当然这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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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戈登（Gordon，1833—1885）：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参与侵华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后任“常胜军”统带，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贯穿黄马褂。后任苏丹殖民总督，被起义军击毙于喀土穆。

　　在此我想简明地指出，这就是有理智的英国人所做的事。依我看，这些满脑子装着从有关中国人的书中得到一派胡言的外国人，当他来到中国时还能同他必须接触的中国人长期地和睦相处，那简直是奇谈。对此，我不妨从亚历克西斯·克劳斯（Alexis Krausse）所著的题为《远东：它的历史和问题》这本大部头书中，取出一个典型例子来加以说明。该书写道：“影响远东西方列强的全部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别那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东方人观察事物不仅与西方人有不同的立场，而且他的整个思维途径和推理方式也与西方人不同。那种根植于亚洲人中的独特的感知，同我们所赋予的感知正相违反！”

　　在中国,一个读过上述引文中最末一句的英国人，假如他听从逻辑不通的克劳斯先生的劝告，那么当他想要一张白纸的时候，将不得不对他的儿子说：“孩子，去给我拿张黑纸来。”我想，为了维护那些住在中国，且讲求实际的外国人的声誉起见，当他们来同中国人实际交往的时候，还是应该能够抛弃那类关于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的胡言乱语的。事实上，我相信那些同中国人相处得最好的外国人，在中国最成功的人，是那坚持2＋2=4，丢掉了约翰·史密斯和克劳斯先生那一套关于东方本质和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a十b=c的理论的人。毫无疑问，当人们记得在那些过去的日子里，即在明恩溥写他那本《中国人的素质》之前的日子里，大英商行的老板或经理如查顿、马地臣①和他们的中国买办②之间的关系，总是那样的彼此相亲且代代相传的时候，当人们记住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考虑，在坚持2＋2=4的西方商人与怀着那套a＋b=c的东方本质理论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聪明的约翰·史密斯之间，究竟哪一种做法更好？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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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查顿（William Jardine，1784—1843）、马地臣（James William Matheson，1796—1878）：二人均为鸦片战争前来华经商致富的英国大商人，怡和洋行的合伙创办者。不过他们致富，并非如辜鸿铭所说，是因为与中国人相处得好，而主要是他们从事一本万利的罪恶的鸦片贸易的缘故。

　　②买办；在中国被外国洋行雇佣的、充当他们与中国商人之间的媒介之代理人。——原注。

　　那么，吉卜林①那句“东就是东，西就是西”的名言，就一点道理也没有吗？当然有的，当你与2＋2=4打交道的时候，可说存在极少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当你面临诸如a十b=c这样的问题时，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才存在许多的差别。然而要解答东西方之间的那个a十b=c的方程，一个人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的真本事。今日世界之不幸，就在于对远东问题中a十b=c的方程的解答，掌握在那不仅统治着大英帝国，而且还与日本结盟的约翰·史密斯手里——那个约翰·史密斯甚至连代数问题的基本原理也一窍不通。在东西方之间，对a十b=C的方程的解答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因为其中存在着许多未知数。不仅东方的孔子、康有为先生和端方总督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在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和约翰·史密斯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实际的情况是，当你专门解答a十b=c的方程时，你将发现在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和歌德之间，只存有微乎其微的差别；而倒是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和西方的明恩溥牧师之间，反而存在着大量的不同。对于这一点，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具体说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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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吉卜林（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生于印度。主要作品有《吉姆》、《营房歌谣》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那个明恩溥牧师，在谈到中国的历史时说道：

　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仅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理雅各博士在同一个论题上是怎么讲的。理雅各博士在谈到中国二十三个正统王朝的历史时说道：

　　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民族能有如此完整贯通的历史；就其整体而言，它是值得信赖的。

　　在谈到另一本巨大的中国文学集时，理雅各博士又说：

　　按照我原来的推想，这部巨著是不会出版的。但实际上，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督察和资助下（还有其他官员的协助），它在乾隆最后当朝的第九年①就编定出版了。如此大规模的巨著的出版，显示出在中国高级官员中有一种公益精神和一种对文学的热心。而这一点，是值得私虑重重的外国人好好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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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里原文时间上恐有误。因为乾隆1796年即退位，1799年让嘉庆亲政。上文提到的既元，是清代著名学者，曾官至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在两广总督任上，主编过大型类书《皇清经解》，时间是1829年，即道光当朝的第九年。此处可能是理雅各弄错了。

　　以上就是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即，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而且即便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那个能鉴赏出中国官员热心文学的学者和西方的明恩溥牧师、那个为中国的约翰·史密斯所爱戴的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的不同。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四

不久以前，一个传教士为了赶同类的时髦，在他系列短文的封面上自称为“宿儒”，闹了许多笑话。这个念头当然是极端滑稽可笑的。在整个帝国内，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斗胆妄称自己为宿儒。在中国，“宿”字意味着一个学者或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某个欧洲人被称为中国学家。《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那些传教士中，高深的中国学正被辛勤地耕耘着。”然后就开列了一批经常撰稿者名单，并说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都是健全可靠、完全可信的。

　　现在，要估价那种被称为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学问的高深程度，我们不必拿德国人费希特在他关于《文人》的演讲里，或美国人爱默生在其《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是一个公认的大德国学家，然而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某杂志发表过一些海涅诗歌译作的英国人，尽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里被认作是德国学家，但他却绝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称。可现在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只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某些省份的方言录，或百来条谚语的汇编，就立刻被冠以一个中国学家的美称。当然，只取一个名目倒也无妨，凭着条约中的治外法权，一个在华的英国人，只要他乐意，随时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称为孔子的。

　　我们已经被引入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在这一阶段中。研究中国的人们将不再满足于编纂字典或诸如此类的搬砖运土性质的工作，而试图去建构专著，翻译中华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不仅以理性思辨和充分的论据去评判它们，而且最终论定中国文学圣殿中那些最受推崇的文学家。下面，我打算作如下几点考察：首先，看看正经历着上述转换的欧洲人中，他们的中国知识真实到什么程度；其次，看看以往的中国学都做了些什么；第三，看看目前中国学的实际状况如何；最后，指出我们所设想的中国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常言道，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比巨人更加伟大。但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那个侏儒，利用他位置的方便，将必定看得更加宽广。因此，我们将站在前辈们的肩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一个鸟瞰。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与先辈们不完全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看成我们有任何自炫高超的意思；我们宣称不过是利用了我们的方便条件。

　　　　　　　　　　　　　　　　　　　　　 ——《中国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