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娱乐业的现状

　　在这个金矿区里，加上白天上山晚上下山的人在内，总共有大约2.8万人口，却有舞厅8个，卡拉OK厅7个，发廊5个，录像放映厅5个，台球厅4个。娱乐场所总计有29个。

　　所有这些场所，都是棚子。那些舞厅或者卡拉OK厅都比较大。其中最大的那个是一个舞厅兼饭馆，整个占地面积将近100平方米，其中的舞场也有40平方米之大。发廊一般都很小。其中最小的两个，各自包括3个按摩房在内，都只有大约20平方米。录像厅和台球厅处于中间状态，一般都不足40平方米。

　　所有这些场所如果同时营业而且客满，估计一共可以容纳大约1500人娱乐，也就是占到社区总人口的5％多一点。对于这样一个偏远的金矿区来说，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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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与此相比较，北京市1996年总共有3000家左右的歌舞厅，估计最大容量在30万人左右，只占市区总人口（包括300万流动人口）的3％－4％。当然，大城市的电影院等其他娱乐设施很多，而这个金矿区却没有。但是仅仅用歌舞厅来粗略地比较一下，也可以看出，这个金矿区的娱乐业，对于那样一个地方来说，已经很发达了。

　　这些场所相当分散，相隔较远。这是因为人们居住得也很分散，而且棚子区之间来往不便，所以娱乐场所也只好各自为战，逐人群而建。

　　山上没有专门的旅馆，但是几乎所有的舞厅和卡拉OK厅，都标明自己附设旅馆或者提供住宿。其实大多数只不过是让客人住在白天的活动场地里而已。甚至所有的饭馆和商店，只要客人提出要求的话，都可以提供住宿。即使有的场所其实并没有专门住宿的地方，老板也很乐于把自己的住处腾出来，供客人留宿，自己则去别处找地方。

　　这可以说是这个社区最大的特色。笔者上山以前，最担心的就是恐怕不得不去工棚借宿。上山以后才发现这种随时随地可以住宿的情况，所以印象格外深刻。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因为投宿的人虽然很多，但是真正的旅客却太少，不足以支撑哪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旅馆的生存。

二、“性产业”的概况

　　在这个金矿区，投宿的基本上都是山上的人，都是为了“打炮”或者“陪夜”。因此毫不奇怪，山上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己备有小姐提供服务。而且，凡是可以提供住宿的地方，同样也可以提供小姐；只不过并非自备，而是从娱乐场所里招来的。

　　笔者在山上的6天5夜里，先后询问过9个娱乐场所、6个饭馆和4个商店能否让我投宿。结果，在三五句的交谈中，只有一位帮助大人看守柜台的十来岁小姑娘，没有反问我要不要找小姐。但是，笔者无法再询问更多的地方了，因为山上毕竟太小了。尽管笔者后来注意到这个问题，白天尽量少出去逛，但是在第三天里，许多人就已经认识笔者了。终于，一位OK厅老板毫不客气地问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小姐）？还没挑够吗？！”于是笔者知道，这样的面上的访查必须结束了。

　　那么山上一共有多少嫖娼卖淫场所和多少暗娼呢？访谈的对象不同，回答也就非常不同。工头和民工倾向于往多说，甚至有一个民工肯定地说，至少有100家，每家至少有10个小姐。②于是笔者进行测谎询问，结果他承认自己并没有真的去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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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金矿区以外的人，甚至那些上山走马观花的人，更倾向于往多说。例如，一位在山上呆过一个白天的高文化先生，就曾经斩钉截铁地告诉笔者：山上的三陪场所至少有200家。

　　相比较而言，娱乐场所的各位老板相当了解内情，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了拉住笔者这个“客人”，他们却倾向于往少说，恨不得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笔者也曾陆续询问过指挥部的3位干部，但是只有后来与笔者混得最熟的那位，在笔者快要下山的时候，才提供了一些从官方角度来看的情况。

　　由于笔者已经过早“暴露”，无法继续采用挨门挨户的“乔装”访查；由于山上人稠地窄，无处藏身，也无法进行定时定点的“蹲坑”观察，所以只能综合各方面的说法与笔者的局部访查，把这个金矿区的“性产业”的规模初步确定为：在笔者进行社区考察的这个时段之内，山上一共有36家左右的场所备有小姐（其中有10家左右是饭馆）；每家备有1人－5人（中位数大约是3人）；小姐总数在80人－130人之间；其中拒绝卖淫的几乎没有。

　　这样算下来，与金矿区的大约2.8万总人口相比，小姐的比例大约是3‰－5‰。对于这样一个很少有外地游客、并不具备城市的基本条件、社会阶层相对非常简单的偏远矿区来说，这一比例已经够高了。

　　一般来说，如果仅仅从经济上来看的话，那么衡量一个地方的“性产业”，有两个最主要的指标：

　　1.小姐的行情

　　在这个金矿区，在笔者考察期间，“打炮”是：开价50元，还价可以是30元，甚至20元。“陪夜”：开价150元，还价可以是100元，甚至只是一半。“三陪”：开价是30元，还价是10元；如果接着“打炮”或者陪夜，还可以优惠一些，甚至忽略不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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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这里所说的各项情况，都经过分别询问和测谎。明显不一致和前后矛盾的说法，都已经删除。测谎过程，详见以下各节。

　　2.性交易的频率与总量

　　笔者在此次社区考察中，总共记录到38人次④的嫖娼。由于山上的这种活动相对公开（如前文所述），所以其中27人次是笔者自己获知的，11人次是老板或者小姐事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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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使用“人次”，是因为其中可能有同一人嫖多次，但是笔者无法鉴别出来。

　　所谓获知，主要有两种途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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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有4例情况是这两种途径的交叉或者重合，这里并没有计算进来。

　　一是“看”，就是既看到小姐与客人谈生意，又看到客人进入小姐的单间或者小姐所在的棚子，并且呆了不少于10分钟。这样获知的有13人次。其中7人是在白天，至少也是在天没有黑透的时候。另外6人则是在晚上，都是在棚子内，在小姐陪吃、陪舞、洗头之后。

　　第二种途径是“听”，就是笔者虽然并没有看到嫖客何时进入小姐的单间或者棚子，但是他俩的性交易活动，却可以在棚子外面或者隔壁的单间里听到。这样获知的有14人次。尤其是笔者入住A场所的第一天夜里，4位小姐都在陪夜，其声响，简直有点像“喧哗”。

　　当然，笔者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守在入住的场所里。但是老板和小姐有时在事后也说起客人来过的事，笔者又努力绕着询问，因此得知，可以确认的事例有11次。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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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笔者怀疑与考察相重复的有3例，已经删除。

　　在这样的“入住考察”中，笔者没有记录下来的事例应该不多。这样算下来，就可以得到一个下限：在A、B两个场所里，9位小姐在6天5夜里接客38人次，每人每天平均有0.8个嫖客。

　　这样，笔者就可以进行如下推测：

　　如果按照笔者的推测，山上有80－130个小姐；如果她们人人都是这样，那么在这个金矿区里，每天平均出现大约60－100次性交易，每月就是1800次到3000次。

　　如果每次性交易都仅仅是一人做一次，那么在当地的2.8万总人口里，每个月里大约有6％－10％的人曾经参与过性交易。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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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这里之所以用“每个月”作为推测的时间单位，并没有事实的依据，而是笔者认为：在一个基本不流动的社区里，潜在的嫖客可能要到一个月左右，嫖娼的动机才会强烈到足以产生行为。当然，“老客”可能只需要半个月甚至一星期。总之，这里只是推测，只是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易懂的印象。

　　当然，笔者决不敢说自己的资料是真金不怕火炼。但是这样的大致推测，可以避免人们经常出现的夸大估计。一般来说，普通人很少有机会真的去实际接触“性产业”，但是它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又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惊慌或者道德义愤。因此，只有少数人或者“非礼勿听”的人，还在念经般地说这只是“几只苍蝇”，是“沉渣泛起”。其余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由自主地把“性产业”的规模估计得过大，甚至到了离奇的地步。尤其是一些走马观花看见过几位小姐的人，更容易说出一些荒谬的数字来。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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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例如，《南方周末》1997年7月11日的一篇其他题材的文章里说到：“这个不足4万人口的县城每晚竟有1千多个三陪小姐在活动。”不过，该文作者如实说到了“听说”二字。这样的估计，显然没有进行过任何测算。如果真有这么多三陪小姐，即使每人每天只有0.5个客人，那么她们每个月就要进行三陪1.5万多次。该县城的成年男性应该只有1.3万左右。那么就是说，当地的所有成年男性，每人每月都付钱让小姐三陪一次以上；或者说，当地至少有500个成年男性，每天都花钱买三陪，一人不少，一天不缺。这，现实吗？

　　在中国历史上，道德风气一直是关乎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是高度政治性的话题。现在此风再起，搞得人们很难对地下“性产业”的规模真正地就事论事。大多数故意夸大“性产业”规模的人，往往都是“意在沛公”，都是为了实现其他方面的心理宣泄。

　　例如，有些人总是希望把问题说得严重些，以便佐证“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甚至试图据此向那些看着不顺眼的人兴师问罪也说不定。另外一些人则是在制造从众的借口：别人都在干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干？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悲天悯人，但是一般的也不过是据此抒发一下自己的“人文情怀”而己。

　　笔者并不奢望有朝一日人类能够统计出“性产业”的真正规模，只想提倡一种现实的估计方法：至少拿一个考察结果来，然后再据此推测。

三、“性产业”的发展史

　　当然，这里的“性产业”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笔者虽然并没有找到最早上山卖淫的小姐，可是却找到一位了解当初情况的温州工头。他曾经在1995年年底到1996年春天在这里当过近4个月的工头。后来他下山去了别处，1997年4月又再次来到这里当工头。他的诉述具有一定的历史比较价值⑨。此外，与笔者最熟的那位指挥部的干部，是1996年6月最早上山的干部之一，而且出身于公安部门。他所说的情况，可以补充温州工头所缺少的回忆，还可以互相检验。因此，总结两人的叙述，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历史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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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笔者是在OK厅结识他的。他会讲普通话。笔者运用“嫖友交流”的访谈方法，与他长谈两次，大约共计80分钟。在这种“嫖友交流”中，对方吹牛的成分往往很大，需要不断地测谎。这里所引用的他的叙述，已经与干部所说的内容进行过对照，删除了明显不一致的说法。例如，他估计在金矿区发展的第一和第二个阶段中，卖淫妇女就已经多达200人。但是干部却说不超过80个。所以，笔者把两人的估计均予以删除。历史上的卖淫妇女人数，只好付缺。

　　在1996年6月干部上山之前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里，这个金矿区里还没有正式的性交易。当时只是有一些从附近山区来做挑夫的女人，偶然地让别人“打炮”，赚一点小钱。工头回忆说：“那时候也就是老板和工头想找女人，因为（他们）都是远道而来的，又不能随身带（女人）……也不好找，总是有当地（男）人指点，看哪个女人不正经……就是在树丛里打一炮。便宜，10元就行。有的女人还傻得不敢张口要钱……（这样的）女人没有年轻的。”

　　这样的性交易显然是很初级的。当时金矿刚刚开采，来当挑夫的附近农民还不多，工钱很高，挑1市斤的东西上山大约要1.5元工钱，有时要2元（现在才1元或者更少）。与此相对照，“打炮”的价格也太低了。因此可以推测，当时的买卖双方，都把这仅仅看作是一种“捞外快”，而非职业。所以，双方也仅仅是行为意义上的嫖娼卖淫，而非身份上的所谓嫖客与暗娼。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随着干部上山，职业化的性交易也开始大发展了。一位干部对此感触很深。他以抱怨的口气谈到：刚上山的时候，我们天天要抓最基本的治安秩序，忙得不可开交。可是那些“鸡”也偏偏来捣蛋，有的偷嫖客的东西，有的互相打架。还有的丈夫上山来找，把“鸡婆”打得头破血流，还要拉着满山游街示众。真是捣蛋，害得我们不得休息。

　　两位知情人都谈到：恰恰是在这时，山上开始出现最初的“鸡窝”。其实也就是自己搭一个小小的窝棚，比一般住人的棚子要小得多，差得多，常常是两头通气，连遮人耳目都做不到。“鸡婆”在里边铺上几张破纸，就开始卖，连塑料布都没有。如果没人来，她们就出去串棚子。有的是拉人去她那里，有的干脆是就地解决了。

　　这一段历史，在山上几乎尽人皆知。直到现在，尽管情况已经大变，仍然有许多人虽然自己就住在山上，却依旧把历史当作现实来传诵。在山下，在百里开外的其他县城，这种“满山搭窝、串门卖淫”的故事更是沸沸扬扬，人人当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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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笔者的朋友显然也信以为真，并且把信息传过来。这是笔者选定这个矿区来考察的最重要原因。笔者上山以前，曾经希望能发现一个“性产业”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典型。

　　当地“性产业”走向正规化，是在金矿区发展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从1996年冬天开始，政府部门由抓治安转向抓经济的那个时期。

　　那时，第一批娱乐场所建立起来了，大约有十五六家。小姐们也开始“各归其主”，纷纷找到了栖身之地，与店主建立了伴生关系。零散的、捞外快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偶然为之的卖淫妇女开始减少，至少是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这些情况，主要依据那位治安干部的回忆。他一方面把这种变化当作抓治安的成绩来回忆，另一方面也含含糊糊地承认，腐败是催化剂。

　　笔者不敢奢望在短短的几天里就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推测起来，他之所以能告诉笔者许多内幕情况，恐怕是因为笔者的身份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拥有的参照系。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把两套面具来回换着用。结果言多必失，一些真实情况也就露出来了，即所谓“一不留神就说真话”是也。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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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⑾当然，这种调查方法恐怕不能普遍运用。因为许许多多的干部，一旦发现你超出了他的参照系，马上就干脆一言不发，静观其变。这种“护官法”，常人很难突破其壁垒。

　　到了金矿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性产业”开始成龙配套。不仅容留小姐的场所和小姐的人数都增加了，而且录像厅和台球厅也发展起来了。

　　据笔者的现场观察，录像厅在白天一般是不放黄色录像的，因为票价太便宜，1元钱进门，时间不限。但是有的傍晚，老板会要3元钱一个人，那就是说，有“好戏”要开场了。

　　有时候在白天，一些观众也会要求放映“黄片”，于是老板就会跟他们讨价还价。大家好像都把这种讨价还价当作一种娱乐，总是妙语连珠，声情并茂⑿；总要争论上那么七八分钟，老板才肯“无条件投降”——不加钱也给放了。这种情况下，老板着眼的，可能不是眼前的收费，而是占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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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⑿由于他们都说方言，具体内容不甚清楚，但是那种欢快的气氛和嬉笑戏谑却是有目共睹。

　　最有意思的是，老板常常是只放一小段就停。可是并没有人不满。观众们就像乖孩子一样非常自觉：老板放了，就鸦雀无声地看；不放了，就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再等等；老板一关机器，大家都无声无息地走掉。这跟刚才讨价还价时的嬉闹，简直判若两人。这并不是守纪律，而是因为观众都很年轻。他们必须屏息静气地努力压制住被黄色录像所调动起来的体内激倩。

　　金矿区的“性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反而就没有什么特色了，跟笔者所考察过的其他地方没有太大的区别。

　　至于其他方面的具体情况，笔者将在以下的各节里详谈。不过，当地也有以下三种现象值得特别予以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