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供服务的方式

　　在这方面，这个金矿区里的“性产业”，与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小姐们都是从提供“三陪”开始，争取最终把客人拉上床去。

　　但是当地却并没有“三陪”这样一个词汇。笔者询问过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词，更不知道它的意思。当然他们都知道，直接的嫖娼卖淫是犯法；但如果仅仅是小姐陪着吃饭、唱卡拉OK、跳舞、洗头、按摩等等，没有人认为是犯法，就连指挥部的干部也不认为是犯法。

　　笔者曾经分别询问过3位干部：你们省里对“三陪”、异性按摩等等活动，有什么规定？他们都说不清楚。有一位干脆明说：天高皇帝远。不管省里有什么政策，也得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来执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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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说明，当初由某大报“抓热点”搞出来的所谓“三陪”问题，对基层干部和民众没有多大影响，更远未得到他们的认同与支持。这与笔者在其他地方考察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以“三陪”的方式来拉客，是在当地“性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官民互动”的产物。

　　按照干部们的说法，过去那种“窝点独立门户、卖淫直截了当”的纯粹的、公开的性交易，一直是各级政府严厉打击的重点。没有什么基层政权敢于真的包庇纵容，顶多是一些干部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睁一眼闭一眼，而且政治上的风险很大。因此，指挥部一上山，就坚决打击这种直接卖淫。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种现象已经看不到了。

　　干部们认为，这就是禁娼成功了，就是我们的政绩。也就是说，是政府的禁娼迫使老板们采取现在这种“以三陪掩护卖淫”的经营方式。否则，他们才不会这么老实，肯定想挂牌子开妓院的。

　　老板们则有另一种说法。他们认为，政府的打击固然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过去那种直接卖淫，其实并不是最好的经营方式。它太单一了，市场反而并不大，因为有许多客人需要事先过渡一下；而且越是有钱、有经验的客人，越要求这样的过渡。尤其是，单纯的卖淫不会有什么“连带收入”，可是投资却并不一定少，经济上并不划算。所以说，现在这种“先三陪，后上床”的方式，其实是一种多种经营，是拓宽了市场。凡是搞过这方面经营的老板，都已经从实践中懂得了这个道理。即使政府不打击，大多数老板也一样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上述认识，并不是座谈的产物，干部和老板也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总结。这基本上是笔者从跟他们的不断聊天中总结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目前这种“三陪＋卖淫”的方式确实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经营方式；而且政府也确实没有像严厉打击直接卖淫那样来对待它。

二、老板从性交易里获得的收入

　　1.老板直接获得的收入

　　一般来说，一个客人打一炮，要交给老板15元钱。如果老板的场所好一些，要交20元。不过老板一般并不直接收钱，而是由小姐额外收下以后，再转交给老板。

　　如果小姐“陪夜”的话，老板一般开价50元，还价可以是30元。这钱，一般是老板亲自来收，不过名义上是收取住宿费。一般来说，单纯的住宿是10－15元，因此老板从“陪夜”里直接获得的差价也是15－20元②。也就是说，无论客人是“打炮”还是“陪夜”，老板从中获得的收入都基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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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这些价格，均经过分别询问和重复询问。回答明显不一致的情况，已经删去。

　　为什么会这样？笔者的询问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正面直接回答，因此只能推测一下。

　　对小姐来说，打炮的时间短，陪夜的时间长，因此小姐陪夜当然会多要钱。可是对老板的收费来说，二者却并无差别。这是因为，陪夜一般都发生在半夜到清晨。在这段时间里，除了那个被陪夜的男人，不会再有别的客人来“打炮”了。因此老板不会由于那人玩的时间太长而损失其他“打炮”者的“应收款”。

　　换句话说，小姐收费所依据的是自己付出的时间；而老板的收费依据却是小姐付出的次数。所以笔者很怀疑：山上的一些店老板并不是没钱，却不肯扩大棚子以增加住宿空间，可能就是因为老板懂得，小姐陪夜不陪夜，我收的钱反正是一样多。还不如没地方位，迫使嫖客只能“打炮”、快“打炮”、打了就滚，给后边的人腾地方。

　　2.老板的“连带收入”

　　跟别的地方一样，这里的老板之所以组织和容留卖淫，也是为了获得“连带收入”。因此小姐在提供性服务之后，总要连拉带拽地“劝”客人再消费点别的。如果是“陪夜”过后，那就更是非大吃大喝不可。

　　这种时候，客人无法小气，因为小姐会使出浑身解数。实在不行，她会说出“实情”：老板非要赚你的饭钱不可。老板在一边也会适当地做戏。当然，这个规矩也是尽人皆知。所以，这种为了“劝吃”而死磨硬缠的场面，很可能也是一种游戏，是一种“事后娱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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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笔者就看到过一次这样的游戏。男的据说是不住在山上的洞主，很年轻，也很懂行。他显然在逗弄小姐。整个游戏长达半小时之久。

　　跟上述直接收入相比，这种连带收入并不少。尤其是山上的物品本来就很贵，容易促使客人们不自觉地超标准消费。这样，老板的赚头也就可以偷偷地打得高一些。以笔者所吃过的7个饭馆为例，一盘最普通的无肉炒米粉是4元；一瓶冰镇啤酒（老板一般都有冰柜）是10元；两个人点4个普通炒菜就是100元左右；一桌酒宴则没有500元下不来，多的要上千元。

　　因此，但凡是“款”一点的客人，只要被小姐套住了，那么老板从他的饭钱里捞到的利润，就肯定超过小姐卖淫后上缴给老板的钱。

　　此外，针对“逛客”多的特点，老板这里如果招来了新小姐，不仅“三陪”的费用会增加，就连跳舞或者唱卡拉OK的门票也会翻上一倍半倍④。这也是一种较小的“连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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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但是很少有新来的小姐。笔者在山上时，只见到一次这样的情况。

三、典型个案的内部组织管理：B场所

　　在社区考察里，“解剖麻雀”是一种好方法。

　　笔者上山以后，首先入住山上最大的那家舞厅兼饭馆兼发廊兼住宿，希望首先获得最丰富和最全面的资料。但是入住以后才发现，它刚刚开业，至少在组织管理方面并不是最成型最完善的。不过恰恰是因为刚开业，老板对已经花出去的投资津津乐道，甚至好像是耿耿于怀。所以笔者相当顺利地获得了老板的经济核算方面的基本资料。

　　为了继续考察“性产业”的内部组织管理的情况，笔者只得重新入住一个卡拉OK兼饭馆兼住宿的中等场所。但是，在金矿区这样一个拥挤的“棚子社区”里，每个人的活动都不得不很有透明度，笔者的调查工作当然也无法保密。所以笔者一去这个新场所就被老板认出。

　　本来笔者以为，这也好，省得向许多人重复解释笔者的工作性质。但是这位新老板的戒备心理极强，虽然没有拒绝笔者入住，却三缄其口，时时处处谨小慎微。这样，笔者只好放弃对老板经济账的考察，也不奢望能了解到老板的个人情况。好在，该场所的性交易却并没有也不可能由于笔者的入住而减少，那里的5位小姐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老板训练成守口如瓶，所以笔者主要依靠看和听，仍然基本上掌握了那里的内部组织管理情况。

　　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将主要依据对第二个场所（简称B场所）的考察，描述其内部组织管理。关于经济核算，则将主要依据对第一个场所（简称A场所）的考察，在下面描述。

　　B场所的总面积只有50平方米左右。棚子上也只覆盖了一层编织布，没有另外加盖竹席。整个大棚子只分隔成三块空间。

　　最大的空间就是所谓“外房”，大约30多平方米。卡拉OK厅、饭馆和厨房都在这里。来的人如果是吃饭，就在“外房”的一角支锅做饭烧菜；小矮桌、小板凳一拉出来就开饭上菜。如果又来了唱卡拉OKt的，大家挤一挤，唱的只管唱，吃的只管吃。小姐一边在这头端盘端碗，一边还可以跟那头的唱客你呼我应，甚至拍拍打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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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据笔者在别处的考察，卡拉OK里的小姐们一般不会这样公然拉扯；至少在客人没有选定她或者她没有选定客人之前，是不会这样做的。这是因为怕吃亏，也因为互相监督，以防止“不正当竞争”。

　　这里的小姐为什么会这样做，笔者问过，但小姐们自己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殊，因此不明白笔者要问什么。笔者只好自己推测：这可能是在效仿农村人招待熟人时或者聚餐时那种熙熙攘攘、不拘小节的习俗。因为此时此刻的小姐.还没有进入卖淫的角色，所以可以坦然自若，游刃有余（当然，此地农村是否真有如此的习俗，笔者并没有调查过，仅仅是推测）。

　　较小的空间是“里房”，有10平方米左右，狭长。房里有4张竹床⑥，连成一体。5个小姐胡乱挤睡在上面，没有自己单独的、固定的床位。她们的个人物品就分别堆在床下。虽然井井有条，泾渭分明，但是笔者至少听到过一次，两个小姐因为香皂不见了而互相争吵。她们的钱也全都藏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只是高度机密而已。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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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竹床跟城里一般的行军床差不多大。它对于卖淫来说小了些，但是对于有效利用有限的空间来说，又大了些。如果山上不是这么潮湿，打地铺可能最经济适用。

　　⑦小姐的钱藏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调查实情，而是为了测谎。它的意义非常大。如果一个小姐按照社会舆论的预期，向你胡吹她挣了多少多少大钱，那么你应该过一会儿再问她：你那么多的钱，怎么藏才能安全呢（不要直接问藏在哪里）？吹牛者就会语无伦次、漏洞百出。在笔者历来所访谈过的小姐里，凡是说出惊人钱数的，经此法一测，无不为谎。

　　笔者也对此地小姐的收入进行了这样的测谎。她们虽然没有一个肯说得具体一些，但是都默认是藏在自己的住处。笔者推测，无外乎是塞在竹床的缝隙里、各种日用品的里边，或者天棚的某处。这与她们那种低收入、当地人（有人可以捎回家去）的基本状况，在逻揖上相符。况且，在这个金矿区，没有一个小姐在收入上吹牛。这可能是因为她们文化低，不看各种“地摊文学”和“法制案例”，因此远离社会舆论的预期，没有被污染。

　　老板和帮工的空间最小，不足10平方米。它夹在“外房”与“里房”之间，叫做“老板房”。老板有一个男帮工，负责卡拉OK事宜，25岁左右；还有两个女帮工，一个年近花甲，一个徐娘半老⑧，都负责饭馆业务。他们都是老板的远亲，而老板自己则是三十大几的一条壮汉。晚上睡觉时，虽然是每人一床，但几乎间不容发。于是一妇一仔兵分两头，老板挨着老婆婆，铁塔般隔在中间。不过他们显然比小姐们还要挤。这，肯定也是看在“钱老爷”的面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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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均未核实具体年龄，不仅因为老板警惕，也因为他们与性交易的关系不大。

　　这样的空间布局，并非完全是因地制宜。临走那天清晨，笔者听到老板在说“两个”，而老婆婆却说“3个，后头还有1个”⑨。这时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老板房”也是监视哨，可以记录嫖客的真实人数。而且，老婆婆梦中之警觉，天下公认；整个设置，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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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他们前后还说了一些话，但都是方言，笔者只能听懂大意，似乎是抱怨其中一位小姐不老实。不过，这里所引用的话是明白无误的，因为老板又反问了一次，老婆婆则越发肯定。

四、小姐与老板的关系

　　说到地下“性产业”的内部组织管理，小姐与老板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问题。

　　从表面上来看，在B场所，老板与小姐的关系相当平和。与笔者考察过的其他一些地方一样，虽然双方都各有自己的小九九，但依然完全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伴生关系。

　　不过深入考察之后，笔者发觉，这里还是有其特点的。它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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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这里所说的特点，主要是笔者在陆续跟小姐聊天之后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依据直接的访谈。

　　第一，老板对小姐的人身控制，主观直接的几乎没有，但是客观间接的却异常强大。

　　笔者首先跟小姐聊起只身在外的诸多风险，顺势讲起外地有些老板把小姐锁起来的故事。小姐就接茬儿说（大意）：我们这里倒没有这样。棚子上没有门，也没有锁。（笑）再说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这里也不错，就在这里了。

　　一次笔者见到小姐出去找亲戚拿自己的衣服，临走时跟老板打了个招呼。她回来后，笔者就跟她开玩笑：“老板不答应，你就不敢出门啊。”她也开玩笑：“老板比老公还亲啊，不说一声，人家会担心的。”

　　虽然这是开玩笑，但是笔者持续的观察表明，短短两天里，5个小姐中有3个曾经出过门，但是跟老板打招呼时，都是一般意义上的通报，没有什么不自然之处。

　　此外，笔者曾经不下10次听到过小姐私下里抱怨老板。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只是嫌老板早上叫她们起床太早、伙食不好等等。与人身控制、人身欺辱有关的事情，一次也没有听到（请千万注意，此处只讲此地情况。别地的悲剧与惨剧，参见本书的其他章节）。

　　这些情况都可以证明，老板并不能限制小姐的人身自由。但是，这是老板心肠好，还是没有必要？恐怕是后者。

　　一般来说，凡是做小姐的，都倾向于经常流动。这样，她每到下一个地方，就都是“新鲜”的，可以提高“租金”。但是在这个金矿区里，不但无处可流，就连跳槽都不大可能，因为老板们互相都认识，而且已经磨合出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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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⑾可惜，笔者没能搞清楚这种规矩的内容。

　　在山上，小姐跳槽跟民工换洞子，在性质上应该是一样的。干部在聊到民工的跳槽时曾经说过（大意）：光是自己想去可不行，还要看人家敢不敢要你。敢不敢要你，又要看你有多么重要。尤其是顶用的工头，不出名的不行，太出名的也不行。因为每个洞子的背后，都有一大堆复杂的关系。弄不好，一个工头的跳槽，连县长都会惊动。

　　这样一来，小姐们虽然并没有受到老板的主观直接的人身控制，但是却不得不受到所有老板们共同制造出来的客观间接的控制。它就是山上的这个环境，就是小姐说的“无处可去”。正因为小姐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伴生关系里，在流动可能性方面，实际上还是老板占优势，小姐的依附性更强。

　　不过，小姐也有小姐的客观优势，那就是当地伴生关系的第二个特点：由于小姐难于更新，老板就不免要好生对待自己现有的“笼中鸡”了。

　　山上的小姐，绝大多数来自附近地区农村里的特殊人群（详情见下面的“小姐”一节）。“货源”既然少，“更新”当然难。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生意。前文所述的那位温州工头，就一直计划着也从外地城里带一个小姐来；因为这里的“鸡婆”，不敢说全都玩过，但是实在是全都看腻了。

　　对此，老板们不可能视而不见。于是他们眼珠一转，首先盯住了“外来鸡”。

　　据说有一位老板曾经说服了一个洞主，让他“让美”或者“卖废品”。但是架不住那位山下小姐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洞主只好改弦易辙。两人双双下山时，还故意在各处招摇了一圈，以格外的“恩爱”来痛斥乡下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个故事显然也流传得很广。一位小姐讲的时候，虽然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但语调低平，似乎有一丝哀怨。那位温州工头讲的时候，则是五味俱全，皆形于色；而且直说这是他想带个小姐上山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补充前文所述的“‘外来鸡’冲击波”）。

　　山不转水转。至少B场所和A场所的老板，一直都千方百计地托人去远一些的地方招小姐，无奈所托的人都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什么成效。

　　两位老板都曾经不得不屈尊去求自己手下的小姐。B场所的老板悬赏：招来一个给50元。A场所的老板是后起之秀，所以悬赏70元。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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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⑿笔者先后分别询问过两处的小姐，证实两位老板并没有互相串通，也不是有意识地竞争。

　　这，显然是与虎谋皮。B场所的一位小姐私下说（大意）：我为什么要那么卖力气？A场所的一位小姐，因为是新来的，急于挣钱，所以一时动心。但是她要老板先给钱，老板自然害怕赔了夫人又折兵，结果不了了之。

　　只要这种客观局面没有大变，小姐们在伴生关系里就一直能扳回一分。

　　更何况，小姐们虽然身为弱女子，但是兔子急了蹬死鹰。她们还有一个潜在的优势，一个作为威慑的杀手锏，那就是此地伴生关系的第三个特点：这里的小姐如果想害老板，可比别处的小姐厉害。

　　在B场所，跟小姐聊起山上的治安情况时，笔者说：你们住在这里，比民工住在工棚里安全多了。因为老板多少也会保护你们的。小姐表示同意，还列举了一些老板应付干部的事例。笔者故意说：“老板能对你们那么好吗？我不信。”于是小姐就像给笔者做思想工作一样，相当深入地分析了她们与老板的关系。

　　她的大意是：老板最怕的就是小姐被抓住以后会“出卖”他。何况这里的小姐都是本地人，“做生意”的时候，谁都说不认识她；可是一旦出了事，她总能找到一个半个的三亲六故来保她。别看老板的关系多，要是小姐咬紧牙关揭发他，老板最少也得破一大笔财。

　　山上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一个老板平常老欺压一位小姐。她一气之下回家了。谁知道在山下“做生意”时被抓住了。小姐就反咬一口，说是那个老板让她下山干的，还说出了她在山上时候的许多事情。

　　本来老板可能没事，可是那位小姐偏偏有个亲戚非常有本事，不知怎么三活动两活动，县里就专门派人来抓那个老板。后来虽然没什么大事，放出来了，但是他再也不敢在山上开店了。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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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⒀这个故事，A场所的一位小姐和一个嫖客也讲过，但是情节有所不同，没有小姐出走、下山卖淫那一段；只说是小姐被抓以后，因为怨恨老板打过她，就把老板结揭发了；而且也是说因为她的一个有本事的亲戚出力，才把那老板处理了。笔者就此询问过一位干部，他说不知道。但由于笔者与他的关系不深，不知他是否不愿意承认。

　　笔者认为，这个故事至少表明，人们相信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尤其是，不同的讲故事者都提到小姐的亲戚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这对笔者在此处的分析非常有意义。

　　干得真漂亮！哪怕只是一厢情愿的故事也罢。

　　可是笔者还是不敢相信，真的会有亲戚这么帮她。讲故事的小姐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亲戚嘛，出了事情总是要管的。笔者以为，此地农村社会里，可能仍然残存着这样一种古老的道义观：平时可以飞短流长，一旦出了事，还是要讲“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至少已经有一位当地有本事的人这样做过了。这，也许不能使小姐们有恃无恐，但总算是一种心理安慰。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的三大特点，再加上金矿区那种当时当场发工资的风气在做榜样，老板克扣小姐工资的事情，笔者没有听到过。

　　不过，小姐要求老板涨工资的事情也没听说过。按小姐说，这是因为事先就已经知道了规矩，没什么可争的。可是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小姐们无法流动和跳槽，是她们在经济上的最大弱点。

　　另外，处于“做鸡”的地位上，她们可能更习惯于认命，习惯于逆来顺受。因此一般来说，她们所做的经济抗争，仅仅是努力少报嫖客的人数；也许还有尽量少干其他杂活。

五、典型个案的经济核算：A场所

　　A场所刚刚开张一个多月，女老板又是镇上的高中生（没毕业），账目意识比较强；因此把它作为经济核算的典型，比B场所更理想一些。

　　当然，下面的账未经女老板本人审阅，也肯定是不甚精确的，因为女老板自己也只记流水账，然后定期下山，找当会计的朋友帮助结算。但是从这粗账里，仍然可以管窥一斑。

　　首先看看她的一次性投资，计有：

　　（1）一次性租用5年土地：2500元

　　（2）总面积100平方米的棚子，工钱和料钱：16400元

　　（3）引来附近一个洞子的机井水：900元

　　（4）购买饭馆设备，冰柜一个、炉子、炊具等等：7300元

　　（5）购买住宿设备，竹床、被褥、盥洗用具等等：1300元

　　（6）舞厅的各种设备都是以前购买的，总计价值：14000元

　　（7）购买发廊的设备（按照最低水平）：1400元

　　（8）把这些东西统统挑上山的挑夫费：3400元

　　（9）办三种证件，一次性缴纳手续费：1100元

　　（10）请客送礼十几次，毛估：4000元

　　总计：52300元

　　这样算下来，这位女老板的一次性投资（不包括从自己家里拿来用的小件物品），虽然已经达到5.2万元之多，但是比起投资打一个洞子来，这笔钱还是够少的。这也是这位女老板决定上山开这个店的主要原因。

　　可是，不知道她考虑过折旧没有。如果把她的所有投资都按照5年来折旧，那么女老板每月要支出的折旧费就会高达871.67元，还不算可能存在的借款利息。

　　再来看看她每月的日常开支，计有：

　　（1）上缴7种管理费：2300元

　　（2）舞厅旋转灯和放录像的电费：400元

　　（3）使用机井水的费用：100元

　　（4）消耗蜂窝煤：300元

　　（5）12口人吃饭：2520元（按照山上的物价，每人每天至少消耗7元）

　　（6）帮工1人工资：300元

　　（7）小姐4人工资：800元（只是作为普通服务员的工资）

　　（8）购买饭馆用的原料：2400元（每天至少80元）

　　总计每月支出：9120元

　　这就是说，不管有没有生意，女老板每月都必须支出如此之多的钱。尤其是在她那里吃饭的，居然有12口之多，不知道是农村习俗，还是吸收了城里的大锅饭经验。这12口人里，除了她自己和雇佣的4个小姐1个帮工，还有6个帮忙的亲戚。请看亲戚的名单：姨、表妹、姨的儿媳、哥哥的小姨子（本店的二老板）、远房堂姐、表哥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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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⒁这位表哥，谁也不肯说是姑表还是姨表，其实就是罩着这个店的那个干部。

　　女老板收留这么多亲戚，可能是因为亲情难却，也可能是看上了这些亲戚不拿工资（笔者不知道亲戚们是否合股）；但是毫无疑问，她对自己将来的收入期望得实在太高了。笔者在她那里考察的那3个整天里，曾经掰着手指头推算过她的正常毛收入，发现不过如此：

　　（1）饭馆里一共有23人来吃过饭；若每人消费20元，则是460元。

　　（2）投宿的6人，若每人交15元，则是90元。

　　（3）发廊来过11人，若每人消费5元，则是55元。

　　(4）舞厅和放录像（每人次3元），一共收入300元左右（收门票者说的）。

　　总计3天的毛收入：925元

　　也就是说，如果她的生意一直这样持续下去，那么每个月的毛收入也恰恰是9000多元。减去每月支出，这岂不等于白干？而且根本无法折旧，那5万多的投资就等于花钱让亲戚们上山一起热闹热闹。

　　这，就是当地的特点。在打金子的狂热的影响下，一些开店老板的投资与支出，实际上并没有经过成本核算，就连农民水平上的算计也很少，因此带有强烈的赌博色彩。

　　虽说要赌博就想不了那么多，但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山上那有限的市场，还有新人不断蜂拥而入，只好长吁短叹。例如，在A场所近在咫尺的旁边，同时还有3处在平整土地，准备搭棚子。笔者问那位女老板：那些地方要干什么？平时颇为随和的她，怒发冲冠似地答道：都是舞厅！都是卡拉OK！后来的一次，笔者又听到她跟表哥发火：干烦了，我一把火把这个棚子烧了（可是，她才刚刚开业一个多月啊）！

　　在这样狭小的山上，不管老板自己意识到没有，只有抢占市场份额才是头等大事，是根本大计。尤其是，位于金矿区中心的“商业街”一带，已经没有立锥之地，所以新开的店都在比较边远的地方。要让客人在泥泥水水的羊肠小道上，爬坡下沟地走上半个小时，来本店吃那既不出奇又不便宜的饭菜，或者看那到处都有的录像，如果没有小姐的召唤，怎么可能呢？尤其是那些舞厅，如果没有富有感召力的小姐，难道让客人来这里傻呆呆地坐着欣赏别人的女人吗？

　　如果小姐的生意好，仅仅是她们给老板直接上缴的费用，就能使老板摆脱困境，甚至发财。

　　以入场所为例，据笔者入住期间的统计，那里的4个小姐在那3天3夜当中，被打炮13次，每次上缴老板20元，就是260元；陪夜9次，每次以住宿费的名义收费50元，就是450元；总计710元（因为A场所有单间，所以收费比其他场所高一些）。

　　这样算下来，如果小姐的生意一直保持如此的水平，那么她们每个月就能给老板增加7000元左右的直接收入，还不算她们所造成的连带收入。按照上面笔者给女老板算的账，从小姐们直接上缴的7000元里，减去每月670元左右的折旧费，剩下的大约6300元，就是老板整个店每月的毛利润。也就是说，别看老板又开舞厅又办饭馆还有录像厅和发廊，但她的毛利润实际上仅仅是来自小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小姐作为服务员，每人每月从老板那里仅仅拿到200元工资，总计才800元。她们的饭钱由老板包，但是每人每天不过7元；每月总计只消费840元左右。她们的工资与饭钱加在一起，每月大约是1640元；而她们每月却上缴7000元左右。因此毛估下来，老板雇佣小姐的获利率就高达330％左右。即使考虑到小姐们所占用的设备与空间的折旧费，老板的毛获利率也不会低于300％的。

　　与此相对照，老板的饭馆在3天里每天购买原材料消耗80元左右，总计消耗240元左右。3天总计收入大约460元。因此饭馆的毛获利率只不过是90％左右。至于老板的舞厅和录像厅，毛利润应该高一些。在那3天里，支付的电费大约是40元，一个帮工的工资大约是30元，设备折旧大约30元，40平方米的棚子，折旧大约是30元，总计大约是130元。那3天的收入是300元，毛获利率应该是130％左右。但是这些都比不上雇佣小姐的毛获利率。这，一目了然，无可怀疑。

　　正因如此，中国虽然枪毙过一些组织卖淫的老板，但是照样有人前仆后继。